重構孔孟之間的儒學傳承——讀宋立林傳授新著《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
作者：房偉
來源：刪減版發表于《中華讀書報》2023年4月12日第10版
《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宋立林著
國民出書社2021年12月初版，99.00元
編者按：《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為宋立林傳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結果，凝結著作者十多年來對儒家文明研思心得，于2021年12月由國民出書社出書發行。房偉博士讀后有感，撰為書評，由問題而進，盡詮釋而出，體貼進微，頗中肯綮。本文刊于《中華讀書報》2023年4月12日第10版。發行之時，限于版面，有所刪削，難免于辭意有損。茲征得作者批準，由本號發布未刪減版。
熟習儒學史的伴侶們或許都了解，秦火之后，漢唐經學倡“周孔之教包養價格”，宋明理學重“孔孟之道”。實際上，自唐宋以來，孟子逐漸成為后儒心目中最“懂”孔子的人，并由此躋身“亞圣”之位，“孔孟”合稱也成為學界的共識。不過，孔子與孟子間另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在這期間，儒家思惟是若何獲得傳播與弘揚的？包養平台作為傳承主體的“孔門后學”又經歷了怎樣的學派紛爭與學術嬗變？可以說，孔孟之間的這段“留白”是儒學研討必須講明白的關鍵環節。曲阜師范年夜學宋立林傳授《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恰是對儒學史上這一嚴重問題的最新研討結果。該著通過對“孔門后學”學術傳承與思惟特征的精準掌握，加倍豐富且立體地呈現了“孔孟之間”一個多世紀的儒學發展與詮釋史，這對于學界相關研討的進一個步驟深化具有主要意義。
一、 新資料帶來新契機
對于孔孟之間的這段儒學發展史，前人早已有關注。《史記·儒林列傳》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年夜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年夜夫，或隱而不見……后陵遲以致于始皇，全國并爭于戰國，儒術既黜焉。”《漢書·藝文志》亦言：“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年夜義乖……戰國從衡包養價格ptt，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在漢代人看來，孔子往世后，儒學逐漸式微，乃至諸子蜂擁而起，全國聚訟紛紜，直到孟子“辟楊墨”、荀子“非十二子”，儒學剛剛從頭煥發出宏大的思惟能台灣包養網量。
不過，漢代人的認識似乎也并非完整準確。《韓非子·顯學》中曾講到：“世之顯學，儒、墨也。自孔子逝世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分歧，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成復生，將誰始定世之學乎？”這就是有名的“儒分為八”說，是韓非對孔門后學學術分化的簡要歸納綜合。雖然韓非的本義是表達儒家學派內部在孔子之后分化嚴重，可是假如仔細剖析就會發現，此中的“子張之儒”“孟氏之儒”“孫氏之儒”分別包養網站與子張、孟子與荀子（即孫卿或孫卿子）相對應，換言之，“儒分為八”也正說明儒學的發展是連貫的，自孔子迄至荀子，儒學一向是世之“顯學”，“式微”一說是值得商議的。
那么，孔門后學時代畢竟是儒學的暗淡還是包養dcard榮光？孔孟之間又歷經了怎樣的內部門化與發展？在以往的研討中，學者們往往有文獻包養女人“缺乏征”的感嘆，這一方面當然是由于與孔門后學直接相關的史料本來就比較稀缺，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底本就很是珍貴的文獻資料被進一個步驟地否認、解構，以致于孔門后學華夏本活潑的諸儒抽像、豐滿的學術思惟、復雜的傳承譜系被人為地化約為簡單的姓名符號。好在，地不愛寶，上世紀70年月以來，一大量出土文包養一個月價錢獻重見天日，為學界帶來重探晚期儒學的曙光。特別是90年月郭店儒簡的發掘和釋讀，成為“孔孟之間的驛站”（龐樸師長教師語），展現了一個戰國之際的儒門第界，“孔孟之間”的思惟詮釋也迎來深刻推進的契機。李學勤師長教師也曾指出，郭店簡、上博簡儒家著作的出現補充了儒家孔子與孟子之間淪于缺掉的主要空缺。宋立林傳授對此有著強烈的學術敏理性，正如他在本書《緒論》中所講到的，這段歷程在早年間囿于資料的睏倦，不得已留下缺憾。隨著以郭店簡、上博簡為代表的地下文獻的問世，解決這一學術“留白”的機會和能夠出現了。
需求指出的是，將傳世文獻與出土簡帛相結合進行晚期儒學研討是宋立林傳授長期以來堅持的研討方式和路徑。從2013年作者出書《“儒家八派”的“再批評”——晚期儒學多元嬗變的學術史考核》（上、下），到2018年作者又出書《出土簡帛與孔門后學新探》，再到2021年《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的出書，展現的恰是這樣一種久久為功的學術堅守。正如孫海燕傳授所說：“以上三書，以傳世文獻與出土簡帛包養感情相印證，熔史學講究與哲學思辨于一爐包養網單次，對孔、孟之間的儒學嬗變做了系統梳理，分別言之，堪稱立林兄孔門后學研討的‘三部曲’。”（見本書《序》二）
二、 新視角收獲新認知
出土文獻的發掘和收拾以及由此而從頭激活的傳世文獻極年夜擴展了資料的選擇范圍，不過，對于學者而言，若何更好地運用這些文獻，則是一種更年夜的考驗。就《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一書而言，作者對于孔門后學在晚期儒學發展史上的貢獻進行了從頭定位和深刻闡釋，由此打開了新的研討視角，收到了新的創獲。
好比，在作者看來，一種學說要想更好包養意思地傳承與發展，除了學派包養行情創始人的杰出貢獻，更要有后來者的不斷創新與詮釋，晚期儒學就是這般。作為儒家宗師，孔子平生在教學與政治實包養站長踐中，積累了大批的與教化、修養、從政、天道與生命等有關哲學聰明，極富開創性。這包養情婦此中，孔子自己的貢獻當然是重要的，不過我們決不克不及忽視孔門sd包養七十子及其后學的特別貢獻，他們一方面總結收拾孔子言論，擴年夜儒家學派影響；一方面詮釋孔子思惟，踐履儒家學說。在這里，作者敏銳地留意到孔門后學作為思惟叩問者和文獻收拾者的主要腳色。他認為，我們凡是把孔子單獨作為儒學創立者的懂得是禁絕確的，孔後輩子及其后學同樣包養管道是儒學的創立者，儒學是孔門集團集體聰明的結晶（詳見第一章）。這種判斷觀照到孔門門生在儒家學派構成中的貢獻，以更寬廣、更感性的視角端詳孔門門生與孔子的思惟互動，無疑是更周全的。
再好比，本書的第三到第六章，作者分別剖析孔門后學對儒家天道天命觀、人道論、修養論、政治觀的哲學詮釋。將孔門后學的詮釋內容劃分為天道天命論、人道論、修養論和政治論四個層面，是作者在本書中提出的一個主要論點。此中，他對天道觀與天命論加以區分，認為孔子的天道觀兼具天然之天與義理之天的雙重內涵，天命論同樣是對運命之命與天賦任務的雙重包括，并婉言天命論的提出彰顯出人人同等之進步觀念（見第三章）。在探討人道論時，作者通過對《易傳》《中庸》《孔子家語》等相關文獻的疏解，結合孔子的整個思惟體系，邏輯地推導出孔子對于人道的見解是傾向于善的，并將之稱為“隱性的性善論”；他還進一個步驟指出孔門后學對于人道論的探討實際上背離或歪曲了孔子的人道論的發展路向，真正合適儒家內在義理結構的只要思孟一系（見第四章）。這種認識當然起首是樹立在作者扎實的文獻剖析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也是來源于作者對儒家思惟特質的某種人文性觀照，即儒家思惟并非單純的知識體系或踐履原則，它更是一種終極關懷和崇奉。換言之，將“人道善”作為孔子、儒家人道論的主導，實際上就是確定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我性命的踐履而“吾性自足”地獲得人生之終極價值，這無疑是合適儒家義理發展的內在理路的，並且本質性地區別于依附內在而超絕的天主來求得自我救贖的東方文明。
從總體上講，作者的這些新視角，不僅提醒了孔子與后學的思惟性命歷程，更是通過統合創新，從頭書寫了孔門后學詮釋孔子思惟的復雜過程，這些都體現出作者深奧的學術洞察力。
別的，在《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一書中，作者并沒有局限于東方詮釋學的常規套路而僅僅關注文本詮釋，反而重點凸起顏子、曾子以性命歷程踐履孔子學說，以孔門門生“活潑潑底”性命歷程來向我們展現了一種極具儒家特質的“性命詮釋”（見第二章）。而儒學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性命的學問，性命化的詮釋方法更能切中傳統儒家的精力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動儒學融進現代社會。作者對儒家思惟特質與時代性的掌握由此可見一斑。
三、新創獲引出新思慮
人文學術的發展進包養一個月價錢步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往往需求幾代學人的不斷摸索和積累。不過包養網VIP，在某些歷史時期，新資料的發現往往包養網dcard會起到加快器的感化。早在一百多年前，王國維師長教師就曾在題為《比來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演講中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年夜都由于新發見”。他還將殷墟甲骨、漢晉簡牘、敦煌遺書和內閣年夜庫檔案視為“四年夜發現”，這些都對中國傳統學術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后來王國維師長教師在《古史新證》中正式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即由此種認識而包養留言板來。
假如我們認同王國維師長教師將19世紀末20世紀初稱為“發見時代”，那么得益于20世紀70年月以來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簡、清華簡等帛書、竹簡的發現與收拾，我們地點的當下毫無疑問是一個更年夜的發現時代。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數量眾多，遠超以往，更主要的是，這些帛書、竹簡多成書于戰國秦漢時期，恰是中國文明傳統構成的關鍵時代，其內容則事關中國文明特質的最包養俱樂部基礎性問題，而由此所獲得的知識與推論以及所形成的影響，也絕不限于帛書、竹簡的成書年月，因此會對整個中國學術史的研討帶包養網dcard來嚴重的影響。恰是由此，我們才幹夠對中國各歷史階段學術思惟的演變進行新的闡釋和總結。好比，對于先秦儒學的發展而言，孔子、孟子和荀子是當之無愧的岑嶺，可是思惟的發展并非線性的，或許說一揮而就的，這猶如天然界中山嶽與山嶽之間的連接，筆直的通路往往是不存在的，除了曲徑通幽，懸崖峭壁也是常態。宋立林傳授通過對“孔門后學”的研討，對孔孟之間包養網單次的思惟歷程進行了深入分析，那么孟荀之間包養sd，甚至孔荀之間呢？顯然，這還留待我們繼續進行深刻探討。
當今出土文獻的不斷涌現極年夜地改變著人們包養意思的視域和觀念，為學術史的重寫供給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不過從最基礎上講，無限迫近歷史本包養妹相、尋找價值根源是人類不懈尋求的信心和目標，所以，重寫學術史更是學術本身發展的必定，是合適歷史的發展規律及人們的認識規律的。這也恰是李學勤師長教師在上世紀90年月提出“從頭估價中國現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時代”的同時，還積極倡導“重寫學術史”的思惟深入性地點。
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學術包養金額史的書寫毫無疑問都鐫刻著時代的印記，同時也展現著學者對于時代的關切和回應。在《孔門后學與儒學的包養條件晚期詮釋研討》一著中，作者并沒有局限于東方詮釋學的常規套路而僅僅關注文本詮釋，反而重點凸起顏子、曾子以性命歷程踐履孔子學說，以孔門門生“活潑潑底”性命歷程來向我們展現了一種極具儒家特質的“性命詮釋”（見第二章）。而儒學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性命的學問，性命化的詮釋方法更能切中傳統儒家的精力旨趣，也更有利于推動儒學融進現代社會。作者對儒家思惟特質與時代性的掌握由此可見一斑。
在當前“第三次學術年夜轉型”的時代（王學典師長教師語），“重寫學術史包養犯法嗎”需求借助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以客觀公平、開放包涵的態度深刻剖析學術發展的復雜過程，進一個步驟提醒中國傳統學術發展的特點和規律。更為主要的是，在這一過包養女人程中，堅守中華文明的主體性，進行學術范式的轉換與創新，應該成為學者們的共識和自覺。唯此，“重寫學術史”才會更有價值和意義。
作者簡介：房偉，孔子研討院副研討員，孔子研討院禮樂文明中間副秘書長，山東孔子學會副秘書長，歷史學博士，進選第五批山東省齊魯文明之星。研討標的目的為文廟祭奠、中國儒學史。著有《孔子祭奠》《文廟釋奠禮儀研討》《孔府文明研討》等，在《光亮日報》《原道》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研討結果屢次榮獲省、市級科研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