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群經新疏的撰著特點及價值意義
作者：張文（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古籍所副研討員）
來源：《孔子研討》2023年第6期
摘要：清代乾嘉以降興起撰作新疏的潮水，十三經中除了《禮記》皆有新疏問世。這些新疏雖然都是私人著作，但因作者之間存在親密聯系，綜合來看屬于群體現象，有其整體發展脈絡和雷同學術取向。由于各經內容有別，淵源各異，新疏的體式呈現多元形態，但在愛崇古義的層面殊途同歸，接續漢代經學傳統是其配合趨向。清代學者反對“疏不破注”舊例，從頭構建義疏之作的詮釋體例，體現出實事求是的為學精力。包養dcard新疏是清代經學研討的結晶，內容上具有集年夜成的特點，在《十三經注疏》、“四書五經”之后，構成又一個頗具特點的經典詮釋體系，對于后世的經學研討和經典傳承，具有主要價值和深遠意義。
在中國傳統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經學長期居于主體和焦點位置。經學具有“述而不作”的特點，經書的詮釋傳統源遠流長。自先秦至清代，歷經多個發展階段，學術風氣屢有變遷，詮釋范式也有轉移。年夜致而言，兩漢魏晉的傳注章句，南北朝至隋唐的義疏，是此期間經書詮釋的主流形態。唐初孔穎達等奉詔纂修《五經正義》，賈公彥撰《周禮疏》《儀禮疏》，加之徐彥《公羊疏》、楊士勛《穀梁疏》，以及宋代所撰《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四經疏，后來匯刻為《十三經注疏》，這是漢唐注疏體系的文獻結集。宋代程朱理學興起，“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對經書原典多有新注，后世學者又加以解說疏證，逐漸構成新的詮釋體系，自南宋至清初占據主流。明初編纂的《四書年夜全》《五經年夜全》，以及清初康雍乾三朝出現的御纂欽定諸經，皆屬于此體系內的文獻結集，可以稱作“四書五經”體系。【1】清初以來考證學風漸臻興盛，學者由“四書五經”回歸漢唐注疏，隨著研討的深刻，進而對《十三經注疏》產生不滿，紛紛給各經從頭撰著新疏，這是經學史上又一次主要的文獻結集。
清光緒十五包養網評價年（1889）六月，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上疏，臚陳清儒所撰十三經疏義，請朝廷下旨頒列學宮。文中極言乾嘉以來經學之盛，“自乾隆以來，至于本日，海內經學各有當家，分析條流，發起隱漏，十三經說粲然將備，調和求是，遠邁漢唐”【2】。與此粗略同時，湖廣總督張之洞亦有“集刊國朝經疏”之議。【3】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中，也鼎力表揚清儒所撰諸經新疏。至孫詒讓撰文總結新疏撰作情況，認為“言經學者，莫盛于義疏，為義疏者，尤莫善于乾嘉諸儒”【4】。鄧實亦指出“自惠、戴以來，諸儒治經各守其家法，別為義疏”，并詳列各經新疏，稱譽其“皆一代之絕作，曠古所僅見者也”【5】。可見清人新疏在晚清就已遭到重視，成為時人引以為榮的經學成績。近人章太炎、梁啟超級述論清代學術史，也對新疏推重備至。如梁氏云：“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其最有功于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6】早在平易近國時期，就有編印《十三經新疏》的計劃。【7】20世紀80年月以來，中華書局以“十三經清人注疏”的名義，選編二十四種著作陸續收拾出書，此中雖并非滿是疏體著作，但年夜部門新疏已包括在內。
清代群經新疏的項目，諸家所列不盡雷同。根據義疏之作的體式特點，應當是通釋經文和注文，疏解經注的訓詁字義，闡發經注的內在意蘊包養行情。而準之《十三經注疏》已經構成的文本范式，還應具有“經—注—疏”的結構層次。根據這種體式標準權衡，重要有十六部新疏，依成書先后順序為：惠棟《周易述》、江聲《尚書集注音疏》、邵晉涵《爾雅正義》、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郝懿行《爾雅義疏》、焦循《孟子正義》、陳奐《詩毛氏傳疏》、胡培翚《儀禮正義》、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劉寶楠《論語正義》、劉文淇《年齡左氏傳舊注疏證》、陳立《公羊義疏》、孫詒讓《周禮正義》、皮錫瑞《孝經鄭注疏》、廖平《穀梁古義疏》、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今朝關于這些新疏的整體研討，重要有陳鴻森師長教師《劉氏〈論語正義〉成書考》，對當時學者相約撰疏的潮水有細致考核；張素卿師長教師《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及《清代新疏在經學史上的意義》，提醒新疏是在乾嘉“漢學”典范主導下產生的代表性經解，較為完備地論述了新疏的學術淵源和發展脈絡。【8】本文參考借鑒這些研討結果，勾畫乾嘉以來撰著新疏的潮水，重點剖析新疏的體式類型和學術取向，探討其詮釋體例息爭經主旨，提醒其撰著特點和價值意義，以期彌補當前研討之缺乏，為經學研討和經典傳承供給無益鏡鑒。
一、“諸經新疏更迭而出”：乾嘉以來撰著新疏的潮水風尚
清初以降，經學復興，經典考證蔚然成風，在乾嘉時期達到壯盛，相關論著大批涌現，結果極為豐碩，“訓詁則統括有書，版本則參稽罔漏，或專一經以極其原流，或舉一物以窮其宧奧”【9】。在此佈景之下，經說的匯集與整分解為主要趨勢，撰作新疏的潮水應運而興。孫詒讓追溯群經義疏的發展源流，以為興盛于六朝，集成于唐代，南宋以后曠然中絕，至清朝“鴻達之儒復理茲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10】。張素卿師長教師指出，“清代撰寫新疏的學術潮水，自乾隆十四年惠棟始撰《周易述》啟其端緒，醞釀至嘉慶、道光年間而益盛，其余波直至清末猶未歇”【11】。撰著新疏儼然成為時代風尚，而此中有兩次相約治經之事堪謂典範。其先是焦循與黃承吉相約撰著新疏，黃承吉《〈孟子正義〉序》記載其事：
憶一日在汪晉蕃文學齋中，與里堂論及各經疏正義，僅宗守傳注一家之說，未能兼綜博采，領是而非無以正，舉一而眾箋以明，例雖如是，實則未通。乃相要各執一經，別為之正義，以貫串今古異同，搜網百善，萃為宗都，破孔、賈之藩籬，突徐、楊之門戶。予時以《周官》竊任，而里堂則謂《易》與《孟子》尤有志焉。【12】
焦、黃相約著書大要是在乾隆末年，黃氏選擇《周禮》，后著有《讀周官記》，但未撰成新疏；焦氏則撰成《孟子正義》，于《周易》雖未成新疏，但有《周易補疏》及《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等著作。之后是在道光八年，劉文淇、梅植之、劉寶楠、陳立等人在江南貢院立約撰著新疏。據陳立《〈論語正義〉序》云：
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師長教師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師長教師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師長教師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13】
劉恭冕《〈論語正義〉后敘》亦載其事，謂諸人“為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14】。劉寶楠承擔《論語》，劉文淇承擔《左傳》，陳立承擔《公羊》，梅植之承擔《穀梁》。劉寶楠、陳立皆撰著成書，劉文淇也有未完之稿。惟梅植之未遑具稿，其子梅毓繼承父志續撰《穀梁正義》，但僅成隱公一世。【15】這種相約撰疏事務后來還有余波，如廖平以禮制等分今古，就欲仿效劉寶楠諸人故事，約集同人分撰十八經注疏。【16】
撰著新疏在當時成為風尚潮水，得益于一些主要人物的推波助瀾。《清儒學案》指出，“乾嘉經學之盛，達官耆宿倡導之力為多”【17】。如乾隆間朱筠對邵晉涵說：“經訓之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后發明，庶幾嘉惠后學。”【18】則邵氏撰著《爾雅正義》，朱筠實有勸勉誘導之功。據傳記文獻記載，邵氏還撰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19】參證邵氏“《孟子疏》偽而陋，今亦再為之”【20】之語，以及阮元所言：“《孟子疏》因到京后，見邵二云師長教師有此作，已將脫稿，是以元為之輟筆。”【21】則是早在焦循之先，邵氏已著《孟子》新疏，其書或即《孟子述義》。據此來看，邵氏所撰新疏不止《爾雅》，還有《孟子》和《穀梁》。阮元當初也想撰《孟子》新疏包養網推薦，因見邵氏已有此作而中輟。阮元還有撰作《周禮》《儀禮》新疏的具體設想：
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宦轍鮮暇，惜難卒業。若有好學沉思之士，據賈氏為本，往其謬誤及偽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兼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田諸正人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看于起而任之者。【22】
賈疏《周》《儀》二禮，發明鄭學，最為精核。惟自六朝至今，說二經者甚多，其精義及軌制、術算、文字、訓詁，多有岀于賈氏之外者，皆可采擇。至康成亦間掉經旨，而三鄭亦或有異同 ，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從違如此。【23】
值得留意的是，朱筠、邵晉涵、阮元等人在學界有特別成分和愛崇位置。朱筠敦崇實學，倡導《說文》，建言開四庫全書館，當世學者奉之為“泰山斗極”。邵晉涵以博洽多聞見稱，進四庫館擔任編纂，史部撮要多出其手，交游皆為名儒宿學。阮元身處乾嘉道三朝，歷仕中外通顯之位，掌管風會數十年，后人譽作“漢學護法”。他們的學術主張和撰著新疏的舉動，無疑具有積極影響和示范效應，確定會推動和助長這種學術風氣。
由于風會時尚所趨，還有良多學者努力于此，反應出廣泛的學術趨向。如馬宗璉著有《周禮鄭注疏證》《穀梁傳疏證》，其書未見傳本，從書名看似為疏體著作。楊峴師從陳奐，按照陳奐建議而撰著《周禮》《穀梁》新疏，惜其書稿毀于兵燹。【24】孔廣牧“欲為《禮記》作疏，因記文浩博，難以兼舉，遂區分數類，將次序遞次纂成，合為一疏”，僅撰成《禮記天年釋》，不幸早逝，全書未能卒業。25胡培翚族弟胡培系，“本儀征阮文達公言，往其訛誤及偽緯書，擇唐宋人言禮之可存者，益以國朝諸儒之說，撰《周禮述義》，體例一依竹村戶部《儀禮正義》之作”【26】。則是將阮元《周禮》新疏的設想付諸實踐，但書稿因戰亂而散佚。胡培系還有《年夜戴禮記箋證》，是其傾盡畢生心力的著作，雖未見存世流傳，但據自序可知，其體例也仿效《儀禮正義》，是以盧辯注為基礎，系統校勘并通釋經注，充足薈萃近人結果，體式性質屬于義疏。【27】此外如陳鳣撰《說文解字正義》，其書亡佚不傳，但以“正義”定名，應當是仿效義疏。【28】還有董增齡為韋昭《國語解》作疏，撰成《國語正義》。可見此風氣已不限于十三經，還延及《年夜戴禮記》《說文解字》《國語包養合約》等經典。
清人新疏都是學者的私家著作，有別于唐宋舊疏的官修顏色。綜合相關原因來看，這些新疏具有內在關聯，存在明顯的群體性特征。一是新疏作者之間關系親密。自惠棟而下，作者多有直接或間接聯系，以家族、地區、師承、交游為紐帶，構成一個先后相承、錯綜交織的學者群體網絡。二是撰著多得同志師友互助。作者之間聲氣相通，學術交通很是頻密，或向前輩請教取益，或與友人商議疑義，相互協助搜集資料，及時共享研討結果。三是具有師承及家學顏色。作者都有師承及家學淵源，而新疏年夜都部帙眾多，撰著過程波折艱辛，多傾數十年之精神，有些是師弟父子相承，歷經數世剛剛脫稿。【29】縱觀新疏撰作之歷程，幾代學人專心于此，分工一起配合，協力共為，“猶如百川趨海，匯為千古巨觀”。是以新疏可以視為群體現象，有其整體發展脈絡和雷同學術取向。
二、“必以漢詁為宗”：清人新疏的體式特點和學術取向
新疏是清代經學發展演變的產物，直接緣起則是對唐宋舊疏的不滿。唐初纂修《五經正義》系出于統治者的權力意志，適應帝國政治格式和意識形態發展之需，意圖通過從頭詮釋統一經義，結束數百年來“師說紛綸，無所取正”“儒學多門，章句繁雜”的局勢。《五經正義》沿用南北朝以來風行的義疏之體，在內容情勢上以專主一家、兼釋經注為基礎特點，其所依經注則沿襲當時的學風好尚，如《周易》《尚書》《左傳》皆擇取晚出之注，而較早的漢儒古注卻被棄置不消。這惹起后世學者的非議，如朱子論述唐代諸經疏，認為“《書》《易》疏亂道”【30】，對此二經正義評價最低，就與其注文有很年夜關系。至清代經史考證之學興起，演變構成以“漢學”為標幟的思潮，學者們基于“漢猶近古，往圣未遠”的觀念【31】，構成“詁訓必依漢儒”的認識【32】，對旦夕研讀的《十三經注疏》繁殖不滿，起首就其注文發出質疑之聲。如惠棟指出：“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惟《易》用包養網ppt王弼，《書》用偽孔氏，二書皆缺乏傳。”【33】戴震亦說：“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尚多，作《正義》者不克不及廣為搜羅，得所調和。于《年齡》專取杜預，于《易》專取王弼，于《尚書》專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不精。”【34】當此之時，良多學者競相從事輯佚，裒集漢儒舊注的成績粲然可觀，依據舊重視新撰疏的門徑由此開啟，從甜心寶貝包養網《周易》《尚書》發端，漸次及于其他各經。
清人新疏的內容情勢是兼釋經注，具有“經—注—疏”的結構層次，這其實是繼承《十三經注疏》的傳統，正如王鳴盛所謂“吾輩當為義疏，步孔穎達、賈公彥之后塵”【35】。相較于唐宋舊疏，新疏的重要特點和創新之處起首體現在注文。因為舊疏都專主一家之注，體式較為單純統一，而新疏則因所依注文來源復雜，故其體式呈現多元形態，在這種多元表象之下，又隱含著整體學術取向。根據體式特點可將新疏分為如下三種類型：
假如參照孫詒讓的論述，第一類即“更張舊釋，補闕匡違”，第二類即“甄撰佚詁，宣究微學”，第三類即“最栝古義，疏注兼修”。【36】分類的關鍵在于注文包養金額，此中第一類仍沿用一家之注，后兩類則摒棄晚出之注，選擇更早的古注古義。區別在于第二類是輯錄舊注原文，第三類則是融會古義而自注自疏，所謂“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37】。今就各類注文稍作具體剖析。
第三類包含三部新疏，都是自注自疏之體。此中惠棟治經崇尚漢學，不滿王弼《周易注》掃象言理，志在恢復漢《易》傳統，其書“主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參以鄭玄、宋咸、干寶諸家之說，融會其意，自為注而自疏之”【38】。《尚書》則因古文及孔傳之偽已成定讞，江聲順勢而為，刪剔偽古文及孔傳，彙集漢儒殘注逸說，仿效《周易述》的體式，從頭注釋今文二十九篇，并依己意為之疏解。廖平著《穀梁古義疏》，以為“范氏《集解》不守舊訓，今志在復明漢學，故專以舊說為主”，其書“注以《王制》為主，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班氏為斷”。【39】
第二類包含五部新疏，都是輯錄漢儒舊注。孫星衍踵繼江聲從頭注疏《尚書》二十九篇，其注文皆取自漢儒遺說，以《史記》為古文說，《尚書年夜傳》及歐陽、鉅細夏侯為今文說，馬融、鄭玄為孔壁古文說，即所謂“五家三科之說”【40】。李道平承惠棟之緒，疏解唐李國運《周易集解》，以鄭玄、虞翻、荀爽諸家為宗，意在表揚漢儒象數之學。劉文淇徹底拋棄杜預《集解》，先取漢儒賈逵、服虔、鄭玄之注，次及《五經異義》《說文》《五行志》等所載先儒舊說，以此作為注文而疏浚證明。皮錫瑞認為《孝經注疏》有空言說經之弊，乃據嚴可均所輯鄭玄《孝經注》撰作新疏，重在疏浚鄭注所引典禮，“冀以扶高密一家之學”【41】。王先謙治《詩》愛崇今文，有憾于齊、魯、韓三家亡佚不傳，不滿毛鄭之學獨行于世，乃基于後人輯本采集三家佚文遺說，勾稽征引后世諸家之論，對毛鄭傳箋亦加擇取，詳盡疏解三家詩義。
第一類包含八部新疏，繼續沿用舊疏之注。何晏《論語集解》、郭璞《爾雅注》時代稍晚，其余幾種都是漢人之注。但何晏往漢未遠，郭璞所取亦非一家，此中多存漢儒舊注古義。陳奐《詩毛氏傳疏》分別毛傳與鄭箋，以為毛傳遠在鄭箋之前，鄭箋并非盡得毛旨，是以專門疏解毛傳。雖然宗主一家之注，但也廣摭遺說，借以發明古義，所謂“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攟取先秦之舊說，搴擇末漢之異言”【42】。又如邵晉涵《爾雅正義》兼采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諸家舊注，胡培翚《儀禮正義》稽考《白虎通》《五經異義》《通典》所載漢儒論說，陳立《公羊義疏》廣征董仲舒以下漢儒《公羊》家言，劉寶楠《論語正義》詳載鄭玄佚注，孫詒讓《周禮正義》攟拾《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以及賈逵、馬融諸家舊詁。
在上述十六部新疏中，有些徹底替換了舊疏的注文，重要觸及《周易》《尚書》《左傳》《穀梁》《孝經》，本來的注文時代較晚或確定有偽，是以依據更早的漢儒舊注而替換之。有八部新疏則繼續沿用一家之注，這些注文多為漢人之注，但在所依注文之外，還廣為搜輯補充其他漢儒遺說。由此可見，新疏的體式特點雖有差異，所持學術理念也不無不合，但在注文的選擇上則殊途同歸。孫詒讓對此已有精要提醒，即“近儒新疏，則扶微攟佚，必以漢詁為宗”【43】。這與唐宋舊疏構成鮮明對比，因為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舊疏，對于注文的選擇只是沿襲時尚，沒有宗漢包養心得求古的自覺意識。新疏權衡取舍注文則有主要標準，這就是時代之遲早以及古義之生死，此中隱含的邏輯，是以漢儒往古未遠，師法家法淵源有自，故其訓詁切近經文本心。可以說，“必以漢詁為宗”就是新疏的整體學術取向和主要內容特點。
三、“勿拘疏不破注之例”：清人新疏的詮釋體例息爭經原則
唐代孔穎達、賈公彥等人纂修諸經疏，皆以六朝及隋人義疏為藍本，在編撰刊定時年夜致遵守必定原則，即：專主一家之注，正面疏浚為主，不成駁斥注文。如《禮記正義》本于皇侃《禮記義疏》，而皇氏不盡從鄭，《禮記正義序》譏其“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逝世不首其丘”。《左傳正義》本于劉炫《左傳述義》，而劉氏屢規杜掉，《左傳正義序》斥其“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儀禮疏》本于黃慶、李孟悊二家，而黃氏所釋或非鄭義，《儀禮疏序》責其“公違鄭注，黃之謬也”。后來宋人編撰四經之疏，亦沿襲這種處理原則，由此構成義疏之作的體例規范。清代學者研治《十三經注疏》，認識到這種特點并多有討論。如惠士奇謂“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44】，四庫館臣謂“疏家之體，主于詮解注文，不欲有所收支”45。凌廷堪更明確指出，“疏不破注，此義疏之例也”【46】。將這種體例特點歸納綜合為“疏不破注”，應當始于乾嘉時期。當時學者對舊疏漸有不滿，蜂起指責其缺點和缺乏，“疏不破注”遂成為集矢之的。阮元倡言重撰《周禮》《儀禮》新疏，就主張“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認為“撰疏者若守疏不破注古法，難決從違”。黃承吉與焦循相約撰著新疏，緣于舊疏“僅宗守傳注一家之說，未能兼綜博采”，明確標舉“破孔、賈之藩籬，突徐、楊之門戶”。從詮釋體例來看，清人諸經新疏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疏不台灣包養破注”的衝破和超出。
清人新疏的詮釋體例，與各自的體式類型相關，也有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如前述第三類中，惠棟《周易述》惟漢《易》是從，江聲《尚書集注音疏》重要發揮漢儒之說，后來廖平《穀梁古義疏》亦猶這般，三書皆為自注自疏之體，疏文與注文相互共同以闡發經義，不觸及對注文的從違取舍。而在第二類中，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兼疏今古，劉文淇《年齡左氏傳舊注疏證》廣蒐舊注，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并存三家，各就所輯古注進行疏解，疏與注的牴觸也沒有凸顯。這兩類新疏對舊疏體例的衝破，重要體現在“兼綜博采”，不再專守“一家之說”。而與舊疏構成鮮明對照，對“疏不破注”有所衝破和超出的，重要是上述第一類的幾部新疏。
邵晉涵《爾雅正義》是首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具有很年夜開創性。邵氏為郭璞《爾雅注》撰作新疏，他標舉“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以郭氏為主而又兼采諸家，博稽群籍與郭包養ptt注相互證明，廣搜舊說以補郭注之幽隱。【47】其書雖兼綜博采，有興趣衝破郭注藩籬，但整體立場仍偏墨守，未能充足匡正郭注闕掉，是以招致后來學者的批評。如黃承吉指出邵氏“猶墨守郭義，未能厘補漏缺”48，黃侃也謂其“篤守疏不破注之例，未能解往拘攣”【49】。郝懿行《爾雅義疏》晚出，其書迥異邵氏之處，在于能明言郭氏之非，對于郭注多有駁正。郝氏實已衝破“疏不破注”之例，然因其書序例不存，對此沒有闡述說明，這種特點未能充足彰顯。
阮元最早倡導“勿拘疏不破注之例”，正式確立為詮釋體例則始于焦循《孟子正義》。《孟子疏》舊題宋孫奭撰，據後人考證當系偽托，在《十三經注疏》中較為拙劣。焦氏不滿偽孫疏“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以及“體例之踳駁，征引之漏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乃本于趙岐《孟子章句》重撰新疏。焦氏自敘云：
趙氏《章句》既詳為剖析，則為之疏者，不用徒事應付文義，順述口氣，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訓詁，每迭于句中，故語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趙氏之意，指明其句包養條件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暢明顯矣。于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吝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中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兼存備錄，以待參考。【50】
焦氏對于趙岐《孟子章句》，或推發其意，或駁破相規，或兼存備錄。有學者將此總結為“一申其義，二補其注，三正其誤，四存其疑”【51】。此中最具開創之處，是明確宣稱“于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吝駁破以相規正”。梁啟超已經留意及此，認為焦氏“以疏解趙注為主，但‘于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吝駁破以相規正’。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嘗墨守”【52】。《孟子正義》對后來的新疏影響深遠，在詮釋體例、解經方式上都有示范效應，在清人新疏中具有典范意義。【53】
自焦包養軟體循之后，如胡培翚、劉寶楠、孫詒讓諸家新疏，皆能衝破“疏不破注”之例，在其自序或凡例中都有明確表述。此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培翚《儀禮正義》，胡氏自言有所謂“四例”——補注、申注、附注、訂注，系統周到地闡述了疏解原則，在解經理路上具無方法論意義。甚至如李道平《周易集解纂包養一個月價錢疏》，本來不專守一家之注，疏與注的沖突并不明顯，但其自序亦云“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丘、葉歸最基礎之習”【54】，明確宣稱不守舊疏之例，無疑是遭到時代風氣的影響。當然還有個別新疏仍曲甜心寶貝包養網護注文，盡心于一家之學，但衝破“疏不破注”無疑是新疏的主流，也最能體現新疏的特點。
需求指出的是，“疏不破注”只是唐宋舊疏年夜致遵守的詮釋體例息爭經原則，有其特別的歷史語境和條件條件。唐宋舊疏也不乏破注駁注之例，但所占比例分量甚少，和清人新疏不成等量包養俱樂部齊觀。清人倡導“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就其為學精力而論，是問途于古注但不惟古注是從，這恰是乾嘉學者標榜的“實事求是”精力，即阮元所說：“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罷了矣，是之地點，從注可，違注亦可，不用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55】這些理論主張和撰著實踐，實際上從頭樹立了義疏之作的典范。如前所述，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唐宋舊疏，其撰修目標重要是為了統一經義，是以選擇當時通行的注釋文本，依循注文進行詮釋疏解，即便注文存在缺點和錯誤，也盡力彌縫回護，絕少質疑包養故事駁正，這就使其詮釋重心在于注文，故后人有“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56】之說。在詮釋過程中完整依靠于注文，天然無法超出注文的歷史視域，即便在語義邏輯上實現自洽，或許實現消弭紛歧的目標，只能鑄成一個比較封閉狹窄的詮釋體系。清人新疏雖然愛崇漢儒舊注古義，但對注文的依違取舍，始終切近經書文本自己，“惟求之于經，包養網單次長短得掉，一以經為斷”【57】。由于不再拘守“疏不破注”的體例原則，這就極年夜地拓展了詮釋空間，在經書文本統攝涵蓋的范圍之內，可以兼容并包分歧的注釋和經說，充足吸納前代和同時代學者的研討結果，從而構成格式開放、內涵豐富的詮釋體系。盡管從具體內容來看新疏并非盡皆完美，在整體上也不成能完整代替舊疏，但其體例原則要比舊疏趨于公道，為義疏之作開辟了新的發展標的目的。
結語
除了《禮記》，十三經中其余各經皆有新疏，平易近國時期屬意于《禮記》新疏者頗有其人。據周名輝《十三經新疏商議》記載，“湘陰郭復初立三、瀏陽劉腴深善澤，有新疏《戴記》之約，而王國維發憤為殷禮征文以助之”。【58】據張舜徽師長教師回憶，其授業恩師席啟“嘗以清儒于群經皆有新疏，惟《禮記》獨闕，有興趣鉤稽眾家之義，成《禮記新疏》”【59】。從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來看，這種傳統其實并未斷絕，在當代仍有傳承和延續。現在人吳靜安師長教師賡續劉文淇之作，撰成《年齡左氏傳舊注疏證續》，劉氏四世未竟之業終得完成。【60】山東年夜學劉曉東傳授研治經學，以為清儒新包養網單次疏之體最稱精贍，乃仿效其例而撰《年夜戴禮記疏義》。【61】
新疏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具有明顯的清代學術特點。如究心文字訓詁，重視版本校勘，詳考名物軌制，論說征實可托。在文獻取材方面，最顯著的特點是廣采博收，周包養意思全接收後人經說，熔鑄薈萃時人結果。【62】對于具體問題的考證，年夜都能窮源竟委，考辨精詳，往往具有資料庫性質和學術史意義。梁啟超說新疏“皆擷取一代經說之菁華”，“真算得清朝經學的結晶體”，【63】這種評價定位較為確切。當然新疏并非盡善盡美，也存在一些缺點和缺乏。如重視匯總文獻資料，具有集年夜成的特點，但其內容難免繁瑣之弊；長于考證名物和審別文字，但引申年夜義和闡明經意似有缺乏。【64】周全認識新疏的利害得掉，對于今后經學詮釋和經典傳承當有啟迪。
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焦點和綱領，在中華平易近族偉年夜復興的時代佈景之下，應當安身于本身文明傳統來重建學術話語體系，而經學則長短常主要的學術文明資源。新疏作為清人經學研討的集成之作，在《十三經注疏》、“四書五經”之后，又構成一個頗具特點的經典詮釋體系。新疏有興趣識地衝破傳統舊例，商討義疏之作的體例原則，重建經典詮釋的范式，在理論層面也有系統闡發，這在學術史上尤具主要意義。清人新疏是一筆豐厚的學術遺產，以此作為經學研討的文獻基礎和“接著講”的出發點，摸索新時代的經典詮釋范式，發掘經典內蘊的現代價值，將是我們肩負的歷史任務！
注釋
1參見顧永新：《經包養條件學文獻的衍生與淺顯化》，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1-36頁。
2（清）王懿榮：《王懿榮集》卷一，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第32頁。
3（清）孫詒讓：“敘”，《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頁。
4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6頁。
5 鄧實：《國學今論》，《國粹學報》1905年第1卷第4期。
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8年，第49頁。
7 馬宗霍：《答國立編譯館論刻諸經新疏書》，《龍鳳》1945年第3期。
8 參見陳鴻森：《劉氏〈論語正義〉成書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討所集刊》第65本第3分，1994年3月；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張素卿：《清代新疏在經學史上的意義》，《經學文獻研討集刊》第19輯，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2018年，第215-235頁。
9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三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051頁。
10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5頁。
11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第5頁。
12 （清）黃承吉：《夢陔堂文集》卷五，《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0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0年，第695頁。
13 （清）陳立：《句溪雜著》卷六，《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32冊，第412頁。
14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797頁。
15 參見陳鴻森：《劉氏〈論語正義〉成書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討所集刊》第65本第3分。
16 廖平：《今古學考》卷下，《廖平選集》，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89頁。
17 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一二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797頁。
18 （清）章學誠：《邵與桐別傳》，（清）包養甜心邵晉涵：《爾雅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078頁。
19 （清）邵晉涵：《爾雅正義》，第1080、1084、10包養網評價86頁。
20 （清）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揅經室集》二集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45頁。
21（清）劉師培：《左盦題跋·跋阮蕓臺答包養妹友人書三通》，《劉申叔師長教師遺書》，平易近國二十五年（1936）寧武南氏鉛印本。
22 （清）阮元：《惠半農師長教師禮說序》，《揅經室集》一集卷逐一，第239-240頁。
23 （清）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下，北京：北京聯合出書公司，2017年，第204頁。
24 蔣寅：《楊峴年譜補述（上）》，《銅仁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
25 （清）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2年，426頁。
26 （清）趙之謙：《漢學師承續記》，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970頁。
27 （清）胡培系：《績溪金紫胡氏所著書目》卷二，清光緒十年（1884）胡氏世澤樓刊本。
28 陳鴻森：《陳鳣事跡辨正》，《傳統中國研討集刊》第1輯，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06年，第327頁。
29 如惠棟《周易述》未成完書，再傳門生江藩為之補闕。江聲撰著《尚書集注音疏》，深受其師惠棟影響。《孟子正義》實為焦循與其子焦廷琥一起配合完成，《論語正義》亦合劉寶楠、劉恭冕父子兩代之功。胡培翚《儀禮正義》囊括祖父胡匡衷《儀禮釋官》和老師凌廷堪《禮經釋例》的所有的內容，其書在胡培翚生前未能完成，所闕篇卷由其族侄胡肇昕與門生楊年夜堉補纂而成。陳立《公羊義疏》，是為續成其師凌曙未竟之志。最典範者為《年齡左氏傳舊注疏證》，由劉文淇發凡起例，在其生前長編已具，而《疏證》僅寫定一卷，其子毓崧、孫壽曾、曾孫師培相繼賡續，稿至襄公五年而止，最終仍未所有的脫稿。
3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206頁。
31 （清）惠棟：《松崖文鈔》卷一，《東吳三惠詩文集》，臺北：臺灣“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第315頁。
32 （清）錢年夜昕：《臧玉林經義雜識序》，《潛研堂集》文集卷二四，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9年，第391頁。
33 （清）惠棟：《松崖文鈔》卷二，《東吳三惠詩文集》，第317頁。
34 （清）段玉裁：《戴東本來生年譜》，《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49-250頁。
35 （清）王鳴盛：《說文解字正義序》，《嘉定王鳴盛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30頁。
36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5-296頁。
37 （清）錢年夜昕：《惠師長教師傳》，《潛研堂集》文集卷三九，第699頁。
38 （清）永2)：《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4頁。
39 廖平：“凡包養網推薦例”，《穀梁古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6-8頁。
包養意思
40 （清）孫星衍：“凡例”，《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
41 （清）皮錫瑞：“自序”，《孝經鄭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頁。
42 （清）陳奐：“敘錄”，《詩毛氏傳疏》，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第11頁。
43 （清）孫詒讓：《劉恭甫墓表》，《籀庼述林》卷九，第296頁。
44 （清）惠士奇：《禮說》卷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58頁。
45 （清）永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第3頁。
46 （清）凌廷堪：《與阮伯元孝廉書》，《校禮堂文集》卷二二，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99頁。
47 （清）邵晉涵：“自序”，《爾雅正義》，第2頁。
48 （清）黃承吉：《〈孟子正義〉序》，《夢陔堂文集》卷五，第696頁。
49 黃侃：《黃侃國學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88頁。
50 （清）焦循：《孟子正義》卷三〇所附案語，第1051頁。
51 劉瑾輝：《〈孟子正義〉包養留言板：新疏家模范作品》，《揚州年夜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52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天津古籍出書社，長期包養2003年，第223頁。
53 參見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年夜綱》，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第291頁；王耐剛：《試論焦循〈孟子正義〉的典范意義》，《儒家典籍與思惟研討》第6輯，北京：北京年包養一個月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329-346頁。
54 （清）李道平：“自序”，《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頁。
55 （清）阮元：《焦里堂循群經宮室圖序》，《揅經室集》一集卷逐一，第250頁。
56 （清）皮錫瑞：甜心花園《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86頁。
57 （清）胡培翚：《上羅椒生學使書》，《胡培翚集》，臺北：臺灣“中研院”文哲所，2005年，第165頁。
58 周名輝：《十三經新疏商議》，《孔學》1944年第2期。
59 周國林編：《張舜徽學術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書社，2001年，第348頁。
60 吳靜安：《年齡左氏傳舊注疏證續》，長春：東北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
61 杜澤遜：《〈匡謬正俗平議〉序》，劉曉東：《匡謬正俗平議》，濟南：齊魯書社，2016年，第3頁。
62 張素卿指出：“除惠棟、江聲、邵晉涵因撰疏時間較早，引述當代學者之說相對較少外，其后之撰疏者年夜多能會最古義，并吸取當代學者之經說、訓詁，匯為一家之言。”（張素卿：《清代新疏在經學史上的意義》，《經學文獻研討輯刊》第19輯，第224頁。）
6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50頁；《中國近三包養一個月價錢百年學術史》，第220頁。
64 參見張舜徽：《廣校讎略》，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3年，第90頁。